2018年4月20—21日，由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与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受英国惠康基金会资助的“工作环境与身体：煤矿工人的健康、疾病与伤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来自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Arthur McIvor教授与来自上海大学的张勇安教授，对与会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并阐明了会议召开的缘起。早在2014年，他们就开始商讨在上海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以推动中国学术界对矿工的健康、慢性疾病与伤残的研究，从而增进全球范围内职业健康史的对话与交流。
一、现代英国煤矿工业的职业健康、安全与伤残
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导致全球范围内对煤炭需求的大幅增加。煤炭开始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首要能源之后，经济结构、政治权力关系以及人口的剧烈变化都与世界许多地区的矿工工作息息相关。Iris Borowy教授（上海大学）将煤炭工业纳入到整个全球发展的框架之中，做了题为《煤炭——全球概貌》的报告。她认为，矿工的工作不仅推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崛起，也为现代以能源消耗为主体的经济奠定了基础。然而，煤炭的使用也带来许多弊端，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矿工的安全与健康问题等。因此，Borowy教授将煤矿产业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大社会经济变迁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置于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历史语境之下，分析了矿工在深刻变化且错综复杂的全球经验中的角色扮演。
英国是工业发展最为迅速，也是率先使用煤炭能源的国家之一。在煤矿产业蓬勃兴起的同时，频繁的煤矿事故引发的伤残，以及不良的工作环境造成的呼吸道疾病，使社会开始关注矿工的安全与健康问题。南威尔士煤田一直是英国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同时伴随着高失业率、补偿不足、公共援助资金不充分等问题。二战爆发之后，正如其他所有行业一样，煤炭工业也面临着战争所带来的压力。然而，政府长期以来对生产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煤矿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防范措施的关注。对于因呼吸道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人，彼时的政策只是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经济补偿。虽然历史学家审视了煤田领域的职业健康史，但都没有对政府的反应进行详细分析。基于此，Mark J. Crowley（武汉大学）、Steve Thompson（亚伯大学）和Ben Curtis（胡佛汉顿大学）都以南威尔士的煤矿工人为个案，考察政府与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为解决残疾矿工的健康与失业问题所采取的举措。
Crowley认为，英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的立法，主要是为了应对更广泛的失业和职业健康问题，如残疾人失业、职业导致的伤残等问题；二战期间增加的法规和知识则为更广泛的政治谈判提供了基础；二战结束后，法律明文规定并根据其严重程度提供各种法律依据，为患有呼吸道疾病的矿工制定了补偿、再培训和再就业机制。由此可见，矿工的安全和职业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而且南威尔士的经验为全英国的煤矿开采实践提供了平台。但是，根据Crowley的结论，英国政府的立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其关注的焦点仍然是经济补偿问题。
Thompson分析了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面对南威尔士煤田的残疾矿工，政府和工会为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所作的努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南威尔士煤田是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们试图通过实现经济多样化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煤矿工厂的倒闭导致许多残疾矿工滞留在劳动力市场。残疾矿工待业在家，心理笼罩着被排斥和抛弃的不良情绪。由残疾与失业引发的社会焦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此，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比解决健全人的失业问题更为紧迫，采矿社区、矿工工会以及各政府部门都将实现残疾人就业视为一项政治和社会优先事项。Thompson认为，有关残疾人就业的试验在经济上并不成功，但在康复和道德上是有益的。而且，替代工作计划不能雇用超过比例的残疾矿工，不能提供与煤炭行业相当的工资，也不能预防社会残疾。因此，Thompson指出，在“充分就业”作为政治目标的大背景下，这些计划没有起到填补经济缺口的作用。
1946年，英国政府出台《煤炭工业国有化法案》，该法案于1947年生效实施，使煤炭产业实现国有化。20世纪中叶，随着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英国煤炭产业面临着亏损的局面，大量煤矿被迫关闭。1994年，英国煤炭产业重新实行私有化。Curtis利用口述历史和纪录片等一手资料，从矿工工会的角度研究1947—1994年英国煤矿产业由公有化向私有化转变阶段，南威尔士煤田的工业伤残。Curtis认为，南威尔士全国矿工工会通过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和倡议，为残疾的矿工提供宣传和支助，在尽量减少工业伤残发生率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此外，矿工工会在南威尔士煤田社区中保留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导致一些人将其描述为“不仅仅是一个工会”。Curtis的报告提供了充分的论据，支持了这一观点。
Keith Gildart（胡佛汉顿大学）曾是北威尔士煤田的一名煤矿工人，1992年9月他转行成为一名研究人员。但是他从未真正离开这个行业，他一直将煤矿工人的经历作为研究对象。Gildart以1985—1992年期间在煤炭行业的工作经验为基础，考察了政府和雇主在对待矿工的健康、安全和伤残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如何被男子气概、幽默和不断变化的工业关系所调和。1989年，英国劳工研究部（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煤矿的危害》（The Hazards of Coal Mining），成为地方官员强调矿工健康问题的重要来源。然而，在矿厂倒闭、新形式付款方式的出现以及强调增产的经济背景下，社会并不完全接受这样的出版物。Gildart认为从研究北威尔士采矿社区的民族志中，可以窥探矿工的健康和残疾观念。Gildart试图通过记忆、自传和民族志来反思这一过程，因为这一地区的矿工长期暴露在灰尘、岩石和柴油的环境中，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仍然是一个遗留问题。
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煤矿开采与健康
除了对英国煤矿工人的职业健康进行集中讨论之外，与会学者还探讨了中国、日本、德国与阿巴拉契亚中部的矿工的尘肺病问题，试图运用历史比较视角探讨工作环境与身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中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起步的比较晚，但中国的产煤量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煤炭产业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煤炭工业的发展时间一样，中国针对煤矿工人的职业健康的立法和社会关注稍晚于西方国家。刘子贤（多伦多大学）主要探讨20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的“三线建设”时期，冷战对煤矿工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健康方面的影响。“三线建设”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也是毛主席最为雄心勃勃的军事工业化项目。刘子贤以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之一——六盘水为个例，利用地方档案与口述史料，考察该地区的煤矿工人如何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与家庭生活为代价，投入到社会主义国防事业当中。
Ralph A Litzinger（杜克大学）做了题为《黑肺病的缓慢暴力：对合作研究项目的思考》的报告，该报告是其历史和人类学项目——中国煤矿和其他采掘业中劳工、风险、生与死的叙述——的一部分。Litzinger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口头和书面的个人证词，揭露了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黑肺病人的生活经历，包括他们采取激进的模式，为正义和公平进行历史性的斗争。
朱倩（昆山杜克大学）综合运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回顾了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初中国政府在煤炭领域实施的医疗计划的历史性发展，其中2003年出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NRCMS)是一项关键性举措。朱倩通过采访黑肺病矿工，进一步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黑肺病矿工的影响和有效性，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国家医疗改革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的煤炭工业十分发达，大约400个煤矿雇佣了超过6万矿工。在台湾，尘肺病在各个职业中十分普遍。除了少数的硅肺病和石棉肺病例之外，大部分病例均为矿工尘肺病。刘士永（台湾“中央研究院”）主要考察20世纪中叶起台湾尘肺病的流行趋势，特别是矿工的尘肺病与后来的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之间的假设联系。刘士永认为，虽然矿尘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死亡率呈正相关，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
Bernard Thomann（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以公司档案和法院文件为依据，对20世纪初日本矿工患尘肺病的经历进行了研究。1930年，日本政府将硅肺病划归到职业病名下；1955年，出台一项针对硅肺病的特别法案；到1960年，颁布关于尘肺病的法案，日本在矿工呼吸道疾病的立法上经历了形式化的筛选和经济补偿的过程。然而，在审查公司记录以及对矿工进行采访后，Thomann发现不同力量之间的异常平衡，导致大量的疾病记录被隐藏。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尘肺病诉讼案”的出现，一些矿工和他们的家人才最终获得了公正的补偿。
Daniel Trabalski（德国波鸿矿业博物馆）论述了德国的硅肺病与矿工的风险意识和实践、医疗专家和雇主之间的辩证关系。Trabalski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硅肺病发病机理的专家话语，以及如何利用医学和技术进行预防做了大量研究。Trabalski认为，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矽肺病发病率和煤炭开采都急剧下降。然而，专家制造的知识话语并没有消失，他们似乎已经融入了更广泛的环境风险的讨论中，尤其是空气污染对一个地区人口的潜在影响。
1969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煤矿健康与安全法》之后，黑肺病的发病率在头三十年间大幅度下降。然而在今天，阿巴拉契亚中部地区的矿工们患上了比任何时候都严重的黑肺病，他们对暴露在有毒的职业环境保持沉默。Aysha A. Bodenhamer（瑞德福大学）的研究采用定性的方法，并依赖于多种形式的数据，包括半结构式访谈、直接观察、报纸报道、政府数据和报告。Bodenhamer发现，“煤炭危机”加剧了阿巴拉契亚中部地区黑肺病的死灰复燃，并助长了矿工由于缺乏替代就业机会而造成的“恐惧文化”。矿工们担心失业，往往推迟接受黑肺病的检查。世俗的倡导者和专家的工作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变化，然而，矿工们仍面临着与黑肺病预防和赔偿的艰苦斗争。
三、口述历史与身体的比较方法
口述史是职业健康与残疾研究领域极具价值的方法论，矿工的个人叙述和口头证词，可以丰富我们对煤矿产业的职业健康、安全和风险之间的关系理解。与会学者的研究报告都在不同层面上运用了口述史研究方法。Arthur McIvor教授，是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的主任，他重点分析了口述史方法论在英国煤矿职业健康与残疾研究中的重要性。在2000年到2005年间，他对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50多名矿工进行了实地采访。McIvor教授认为，虽然历史学家需要对口头采访材料进行批判性的处理（对记忆构建和回忆进行反思），但个人叙述提供了对就业和身体互动的广泛见解，有助于在历史研究中增加情感和道德维度的理解，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矿工的工作暴露在风险、损害和疾病中更深层次的意涵。
上海大学的徐有威教授认为，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同样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中最刻不容缓的话题。他以“1965-1988年间的上海皖南小三线的课题研究”为例，阐述了口述史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可以提供我们最基本的信息和线索；第二，口述史可以帮助了解档案资料的真实情况；第三，口述史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
煤矿领域的职业健康研究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此次会议以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审视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矿工的处境以及不同的社会力量在利益、风险、健康与安全问题上的较量，不仅推进了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而且有助于深入剖析工作环境对身体的影响。此外，以社会学与口述史方法论为亮点的理论范式革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路径。总之，此次学术研讨会对国内外的职业健康研究都有诸多裨益。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