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刚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学会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拿来推行，就能够取得发展和转型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发展中国家尚无依靠“西天取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以我的专业领域发展经济学为例，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追求现代化之需，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
第一波思潮是盛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主张以政府主导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
二战结束至今已70余年，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所推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恰恰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以渐进双轨方式转型，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如果从新自由主义视角来看却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西方主流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而且经常还是以在发达国家也尚未完全达到的理想条件为前提，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必然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局限性。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闭关锁国不行，照搬发达国家的道路、理论、文化亦不可行，学习参考他人要建立在对自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础上。
文化复兴是一种文化自信，它意味着文化的绵延不断。中国文化何以几千年绵延不绝？首先，需清楚何为文化。我倾向于使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即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伦理、价值取向，等等。五千年来，器物层次和组织层次的中国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始终绵延不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都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延续的体现。
面向未来，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统之一的中华文化，能否与经济基础发展相适应并不断演进，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精神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答案是肯定的。
当西方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而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也颇为活跃。可以说，中华文化以及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从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既能适应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不断变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实质，并以相应形式与变化相呼应。以儒家为例，孔子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他把过去的经典按照时代需要给予了创新性整理和诠释，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后儒家文化吸纳了佛家文化的内涵，发展为宋明“理学”和“心学”，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承内容的中华文化有能力随着时代而调整、创新。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文化包含多个层面，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碰撞时，就会有强势弱势的差别，其决定因素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完全有可能不断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识地实践、倡导，中国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伦理价值取向，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上层建筑的创新。
今天，我们迎来了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可以更为冷静平和客观地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会继续保持经济的稳步发展，而且会将中华文化发展为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之一。
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6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梦实现，还因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条件相似，来自于中国复兴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很有可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为人类不断贡献其理论创新与文化自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