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卷烟支付能力尚处在世界较低水平，短短二十年的时间，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居民的购买能力，由于收入的增长远高于卷烟价格的增长，我国卷烟支付能力持续增强。目前，我国卷烟支付能力已位居全球较高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与生产国，消费量占全世界烟草消费总量的1/3。那么，近年来是怎样的烟民群体支撑着庞大的烟草消费市场？
吸烟正在成为“穷人”的嗜好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美国成年人烟草使用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
2016年，在美国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中，烟草使用率上升到了32.2％，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则下降至12.1％。随着吸烟危害广泛的宣传与普及、控烟力度的增强，美国烟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吸烟，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嗜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的分析报告显示，在生活富足的华盛顿郊区，只有大约1/10的人吸烟，但在肯塔基州东部克莱县这样的贫穷地区，每10人中差不多有4人吸烟。
法国卫生部长也曾表示，吸烟现象在社会阶层中极为不平衡，尤其容易触及低收入人群，吸烟者比例随收入水平降低而增加。
不仅仅是美国、法国，中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吸烟率高于城镇居民，中国西部贫困农村尤其如此。男性农民、工人吸烟率最高，分别达到60.3%和66.9%。
在中国，“穷人”吸烟是件“小事”
我国卷烟可根据价格划分五类，调查结果显示，四类、五类低价烟是农村主要的卷烟消费种类。以2016年为例，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2363元，可购买4121包低价烟（价格3元/包），购买100包卷烟的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2.43%。对照市场消费平均水平，购买100包卷烟的支出占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5%，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能购1820包卷烟。
这表示，相比于一般人群购买平均价格或更高价格的卷烟，主要供低收入人群消费的低价卷烟的可负担性更强。
中国的低价卷烟价格太过低廉。从2001年到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66元翻了5倍（1,2363元），而低价烟仅从1.2元/包涨到了3元/包。这期间，平均价格卷烟支付能力增长了85%，低价卷烟支付能力增长了109%。“吸烟”这件事在农村变得越来越“容易”。
烟草“陷阱”，让贫穷恶性循环
在世界上逾10亿的吸烟者中，几乎有80%生活在烟草相关疾病和死亡负担最沉重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014年治疗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人民币530亿元，由于烟草使用而导致的经济总损失约为3500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十倍，间接损失约为2970亿元。烟草将加剧国家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治疗烟草导致的疾病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让低收入人群进一步陷于贫困。
肺癌、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外周心血管疾病等是最常见的“吸烟病”，而低收入家庭有时很难甚至无法负担治疗癌症、心脏病等烟草相关疾病的医疗费用，从而增加了“因病致贫”的风险，构成灾难性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家庭甚至会选择放弃对患病家人的治疗。根据2013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2014年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中，17%的人未住院治疗，其中43%的人未住院治疗的原因是付不起费用。贫困的“陷阱”增加了患者因未得到治疗而死亡的可能性，使家庭丧失了主要收入来源，对于患病家庭而言无疑是更沉痛的打击。
“烟文化”让控烟不易
我国的烟草消费量占世界烟草消费总量的44%，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烟草相关疾病而死亡。然而，吸烟人数5年间增长了1500万，控烟变得格外重要。
2009年、2015年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导致的烟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各地陆续出台严格的控烟条例，仍无法阻挡我国烟民的增加。除了烟草价格上涨赶不上支付能力上涨，文化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烟草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从清代鼻烟壶成为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争奇斗胜、炫耀身价的奢侈品，到如今人们仍习惯拿出“中华”招待客人，“烟”被更多“象征”联系在了一起，融入社会风俗和人情世故，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有时，香烟还成为了社交符号和身份标识的载体。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香烟社交”在农村地区影响作用较大，吸烟者更容易通过香烟来构建香烟社交圈实现其社会阶层的认同。
来源：新华网